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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者按：蒙古國計劃于2019年開發(fā)41兆瓦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系統，以促進能源結構的調整，減少本國對高污染火電廠的依賴。

不容忽視的新興市場

歲末年初，在對新一年能源領域進行展望的時候，有機構梳理了一份“2019年最值得期待的可再生能源市場”名單。這個名單中除了中國、美國、澳大利亞等大“玩家”之外，還有一個國家也位列其中，那就是蒙古國。

而其上榜的原因，與近期一個“大單”不無關聯。2018年11月，亞洲開發(fā)銀行和蒙古國政府簽署了一項總額為8560萬美元的貸款和捐贈協議，用于開發(fā)蒙古國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系統，其計劃總容量為41兆瓦，將利用電池儲能和能效管理等手段，把蒙古國豐富的可再生能源電力傳輸到西部偏遠地區(qū)，以減少這些地區(qū)對高污染火電廠的依賴。

另外一個信號則是，在近期于烏蘭巴托舉辦的“2018東北亞能源互聯網合作論壇”中，蒙古國擁有向世界供應可再生能源電力的巨大潛力，成了與會人士的普遍共識。

如果要研究資源型國家的轉型，那么蒙古國無疑是最有代表性的樣本。這個以豐富的礦產資源聞名于世的北亞內陸國家，經歷過以煤炭驅動的經濟高速發(fā)展，經歷過國家財政的大起大落，也正經歷環(huán)境治理的困境。近年來，它把目光投向境內豐富的可再生能源，希望能在傳統能源和新能源之間，尋求到一條平衡發(fā)展的道路。

“近十年來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(fā)一直是蒙古國能源系統建設的重點”，“為了維持經濟的穩(wěn)定，我們仍將擴大煤炭出口”，這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總統辦公室能源專家巴央加噶爾·比央巴塞可汗向本刊記者反復強調的兩點。他表示，蒙古國2019年的煤炭出口目標是4200萬噸，除了向日益擴大的東北亞市場提供商品輸出外，蒙古還希望成為一個可靠的清潔電力出口國，這兩點加起來，共同構成了蒙古國未來的出口戰(zhàn)略?，F任蒙古國總統巴特圖勒嘎則一直大力支持東北亞電力系統的發(fā)展，希望借助與周邊國家的電網互聯互通，將蒙古國的可再生能源電力輸往俄羅斯、中國、日本、韓國等國。

但在這個雄心勃勃的出口計劃背后，是蒙古國國內極度匱乏的電力供應和落后的基礎設施：目前，蒙古國仍有18.8%的電力依賴進口，另有79.3%為火力發(fā)電或熱電聯產，環(huán)境代價巨大；三大電網相互獨立且設施陳舊；全國僅有1/5的公路為柏油路，至今沒有自己的輸氣、輸油管道。

那么，蒙古國的能源戰(zhàn)略如何平衡本國的需求和出口目標？在資金、基礎設施和政策資源都比較薄弱的前提下，蒙古國能否實現其“兩條腿走路”的目標呢？

無法割舍的煤炭產業(yè)

蒙古國刺激煤炭產業(yè)發(fā)展的政策一度相當激進。自上世紀90年代開啟經濟轉型以來，蒙古國先后頒布了《外國投資法》和《礦產資源法》。其中，1997年頒布的《礦產資源法》規(guī)定任何國籍的法人、自然人都可以申領礦產證并可進行轉讓和抵押。此舉吸引了大量資本進入煤炭行業(yè)，但同時也帶來了惡性競爭、政治腐敗以及環(huán)境污染等諸多問題。

為此，2006年，蒙古民主黨對《礦產資源法》進行了修訂，就開發(fā)資質、環(huán)境保護等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限定條件。隨后人民黨上臺，實施了更為激進的環(huán)保策略，導致許多企業(yè)的開發(fā)許可證被吊銷。最為致命的，是2013年修訂的《外國投資法》，直接取締了一大批引進外資的優(yōu)惠政策，導致大量資本撤離。

正在此時，全球煤炭行業(yè)進入寒冬，價格猛跌，蒙古國遭受重創(chuàng)。2012~2016年間，蒙古國貨幣貶值50%，2016年GDP增長為負，政府赤字攀升至GDP的17%，公共債務達GDP的88%，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。

2017年，經蒙古國多方協調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、亞洲開發(fā)銀行、世界銀行以及中國、日本、韓國等方共同發(fā)起了一個總額為55億美元的長期低息貸款，蒙古國則需要做出削減財政赤字、調整經濟結構的承諾。這一計劃重振了市場信心，再加上國際煤價上漲的助推，煤炭產業(yè)再度吸引了大批社會資本。2017年，蒙古國的GDP實現了5.1%的增長，煤炭產量達到4710萬噸，為歷史最高水平，計劃勘探范圍也從原來國土面積的9.6%，拓展到了20.9%。

和所有資源富集地區(qū)一樣，蒙古國也深受產業(yè)結構單一之苦，此外還要應對國內的政局不穩(wěn)以及朝令夕改所導致的經濟動蕩。此外，雖然貢獻了1/4的GDP和80%的出口，但蒙古國的煤炭產業(yè)并不是勞動密集型行業(yè)，其就業(yè)人口僅占全國勞動力的4%，因此煤炭行業(yè)的繁榮并沒有為普通民眾帶來福祉，反而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拉大。因此，如何穩(wěn)定產業(yè)預期，同時調整過度單一的經濟結構，將是蒙古國未來不得不解決的問題。

可再生能源：美好的愿望

相比煤炭行業(yè)，蒙古國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導向相對穩(wěn)定，但資金和基礎設施配套能力不足，是目前面臨的最大障礙。

蒙古國的可再生能源資源十分可觀：據世界可再生能源協會預測，蒙古國包括太陽能、風能和水能在內的可再生能源總量在2.6太瓦左右，僅風、光發(fā)電兩項，就可以滿足2030年整個中國的用電需求。

蒙古國的可再生能源建設始于2009年。這一年，在歐洲復興開發(fā)銀行的資助下，蒙古國在烏蘭巴托附近建設了第一個商業(yè)化運行、裝機容量為52兆瓦的風電場。但受制于電網基礎設施，一直到2013年，這個風電場才實現并網運行。

從現實需求看，蒙古國地廣人稀，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國家之一，有60%的人口居住在首都烏蘭巴托，剩下的40%多為游牧民族。可再生能源的分布式特征，與這種人口和地理環(huán)境正相協調，所以在早期，一些小型的離網設施是新能源發(fā)展的主要形態(tài)，尤其是戶用太陽能板，很早就通過“十萬太陽能蒙古包”計劃，在農牧民家庭中得到了廣泛的使用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一個分布式的儲能系統，的確為蒙古國所急需。

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則為新能源釋放了更多空間。隨著越來越多的農牧民選擇在城市定居，蒙古國未來的電力、水、熱能需求會有一個較大幅度的增長。據蒙古國能源部門預測，蒙古國的電力需求將從2018年的770萬千瓦時，上升到2030年的980萬千瓦時，熱能需求將從2015年的730萬大卡，上升到2030年的880萬大卡。

但相對于其潛在生產能力而言，這仍然是一個較小的規(guī)模，如果沒有一個外部市場，蒙古國將很難消納其大規(guī)模的可再生能源資源。

從政策層面看，在落地實踐之前，蒙古國就開始了可再生能源相關的制度建設。2007年，蒙古國頒布了《可再生能源法》；2012年，設立了管理可再生能源發(fā)展的專業(yè)部門——環(huán)境與綠色發(fā)展部，是世界上最早成立類似部門的國家之一。2014年，又公布了《綠色發(fā)展政策》，提出了可再生能源發(fā)展的兩階段目標：到2020年，可再生能源發(fā)電的裝機比重，從目前的7%上升到20%，到2030年，再上升到30%。

在政策層面，和所有國家一樣，蒙古國也推出了可再生能源發(fā)展的補貼政策。2007年的《可再生能源法》規(guī)定風電的上網價格為0.08~0.095美元/千瓦時（按目前匯率計算，蒙古國現行工業(yè)電價為0.06美元/千瓦時），具體價格則由發(fā)電商與蒙古國能源管理協會之間進行協商。按照蒙古國的設想，新能源電價和實際電價之間的差額，將由一個“新能源基金”來填補，但直到今天，這個基金仍然停留在想象之中。

此外，補貼的結算方式也帶來了諸多隱患。起初，蒙古國為了吸引外國投資者，允許補貼以美元結算，但這無形中使得政府承擔了巨大的匯率風險。

平衡還是拉鋸

無論是煤炭的振興還是可再生能源的發(fā)展，蒙古國目前都大量依賴國際社會的援助，尚未形成充分的自主優(yōu)勢。從可行性的角度看，未來幾年，無論是滿足蒙古國國內的能源需求，還是為了滿足出口的需要，煤炭仍將發(fā)揮主導性的作用。從實際看，政府投資也多流向了煤電領域。

在滿足本國需求之后，借助特高壓項目的發(fā)展，蒙古國煤電有可能先于可再生能源電力實現出口。蒙古國總統在近期舉行的東方經濟論壇中表示，中蒙煤電1500公里特高壓輸電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已經完成，如果能投入運行，蒙古國將首次實現煤電的對外輸出。

蒙古國的可再生能源雖然不乏長遠目標，但目前尚未形成穩(wěn)定的生產能力，仍需要高度依賴政策傾斜和國際社會在資金、技術方面的支持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蒙古國的煤電和可再生能源電力存在一定的競爭性關系，并且有同樣的出口訴求。如果政府不在政策和資金使用上加大對可再生能源的傾斜力度，其在短期內的發(fā)展將很難出現大的起色。

從東北亞電力互聯互通的角度看，未來中國、日本和韓國是地區(qū)內最大的買方，而蒙古國和俄羅斯有可能成為區(qū)域內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電力輸出國。鑒于蒙古國一直奉行相對中立的外交政策，如何協調各國戰(zhàn)略，形成共同目標，是未來東北亞電力互聯面臨的重要挑戰(zhàn)。

原標題:蒙古國：能源轉型，安得兩全法